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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1.5分彩:2017年《红楼梦》研究期刊类述评

编辑:凯恩/2018-12-10 23:45

  :本文以2017年期刊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为研讨对象,在概述期刊文章现状的基础上,将之分为家世与版本研究,文本研究,红学学术史研究,成书、续书与评点研究,翻译、传播与改编研究等五个学术专题,结合部分相关文章,就各专题研究的特点重点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汇总评述,以期呈现出本年《红楼梦》研究文章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为今后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根据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等国内重要期刊数据库的搜索统计显示,截止2017年12月初,本年度各类期刊、报纸、杂志以及硕博论文上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共约1000篇,其中在期刊上发表的约800篇,数据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所以总体来看2017年《红楼梦》研究文章在数量规模上保持了稳定态势。在重要文摘转载情况方面,2017年《红楼梦》研究文章转载量不高,《新华文摘》转载1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则均无转载,这一令人遗憾的情况与过去几年类似,未能得到改观,也提示我们在保证了文章数量的前提下还要更加追求文章的学术质量。

  就《红楼梦》研究文章的发表平台来看,创刊于1979年的研究专刊《红楼梦学刊》依旧占据了主力位置,全年共发表文章177篇,《曹雪芹研究》共发文70篇,居于次席,而《明清小说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北方文学》、《名作欣赏》、《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亦是《红楼梦》研究的传统阵地,虽然每年刊发的文章数量都不算多,多时不过6、7篇,少则只有2、3篇,但贵在多年坚持,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今年还有很多期刊尤其是大学学报刊发了研红文章,这一情况反映了《红楼梦》研究在高校师生中拥有较高的关注度,但其持续性依然有待观察。我们希望今后有计划地持续地刊发研红文章的期刊会越来越多。传统主流学术期刊和学报方面,《文艺研究》、《北方论丛》、《文艺理论研究》各发1篇红学文章,其他如《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依然遗憾地未有《红楼梦》研究文章的身影。而《外语教育与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国际汉学》、《海外英语》、《民族翻译》、《外文研究》等语言类期刊今年依然不断有《红楼梦》翻译类文章出炉,显示出《红楼梦》翻译类研究的热度。另外,各省市红学会发行的各类不定期内部刊物也继续发挥着有益作用,为《红楼梦》的普及和推广以及研红队伍的培养和壮大提供了助力。

  在围绕主题编发专栏或专辑方面,《红楼梦学刊》发行了“纪念冯其庸先生专辑” 。2017年1月22日,冯其庸先生在北京去世,社会各界纷纷缅怀,《红楼梦学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悼念消息和追忆文章,并将2017年第四辑定为“纪念冯其庸先生专辑”,李希凡、张庆善、孙逊、吕启祥、二月河、陈煕中、朱淡文、张书才等人都撰文以寄托哀思。李希凡先生深情回忆了与冯其庸先生相识相交相知的五十年,总结冯先生一生学术历程,最后说“在其庸同志已赴仙界的今天,我认为再次‘标榜’一下冯氏研究‘红学’之路,不只是寄托自己的哀思,而且有益于纠正当前红学的乱象”。张庆善先生谈到冯其庸先生的贡献,认为“冯老是新时期红学第一人”,并且进一步解说冯老在新时期红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丰富的学术成果;二是主持完成一系列奠基性的学术工程;三是创建中国红楼梦学会;四是组织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所。孙逊先生讲述了1975年自己借调到北京参加《红楼梦》校勘注释小组工作,并由此与冯其庸先生相识共事的经历,总结了冯其庸先生在红学、戏曲学、西域学、古代文学以及诗、书、画、文物鉴藏等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吕启祥先生撰文《大处落墨 曹红兼容——冯其庸的大红学》来观照冯先生的学术贡献,她说“本文标举‘冯其庸的大红学’是从先生的学术素养、学术视野、学术气概、学科建设以及红学的凝聚力出发的,也是立足于‘大’、全局而观的。笔者深深服膺先生‘大处落墨、曹红兼容’的风范,并以身处这一学术年代为幸。”二月河的追思文章题为《吾师虽离去,恩绪永缅怀》,主要写的是冯其庸先生与自己的交往事迹,以小见大,平易感人。陈熙中先生重点谈了冯其庸先生在《红楼梦》版本方面的贡献,朱淡文先生讲述了冯先生对自己的提携和爱护,张书才先生则谈到与冯先生在学术交往中的几件小事。由于撰文者甚多,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冯其庸先生的离去是红学界的重大事件,《红楼梦学刊》组织刊发的这批文章既多角度地梳理总结了冯先生的学术成就,从而引发学界的进一步深入思考,也生动记录了冯先生的生平事迹,东京1.5分彩!是弥足珍贵的红学史资料。

  《曹雪芹研究》2017年第4期就《石头记索隐》发表100周年这个主题发表了陈维昭的《蔡元培与清史叙事》、苗怀明的《最是平生会心事——蔡元培和他的》、樊志斌的《蔡元培评论——写在发表100周年之际》三篇文章。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围绕主办的“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发表文章:张庆善《周汝昌是红学绕不开的话题——在“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高淮生《“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综述》。

  以上是2017年期刊发表《红楼梦》研究文章的基本概况,下面将分为家世与版本研究,文本研究,红学学术史研究,成书、续书与评点研究,翻译、传播与改编研究五个部分来介绍其特点、趋势等。因文章数量甚众,不可能一一尽述,每一部分只能略举一二,如有疏漏处,请各位读者谅解。

  在家事版本研究方面,今年大多数文章呈现的特点是,立足于现有资料和版本,向材料整合与辨正的方向发展,因为此领域研究者大多功底扎实、学风严谨,研究的整体深度和学术质量依然保持了高水准。

  在家事研究方面,学者们基本还是围绕着曹雪芹生平和曹寅时代的相关史料,做一些考察增补的工作。李军借考察《楝亭图咏》佚诗,增补曹寅当年的交友往来情况,并略述了《楝亭图咏》的流传过程。胡铁岩从曹寅《楝亭集》提供的信息出发,结合清代史料,推测曹家的祖茔在北京西南郊。沈治钧对《种芹人曹霑 画册》的面貌及相关人物背景资料做了介绍,并对此画册表明态度,即“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向彪查阅有关天主教会方面的材料,刻意查找李煦与西洋人接触的史料,查得三条资料,并认为李煦接触西洋文化的经历对曹雪芹的创作有间接影响。在作者研究方面,张云对比了敦诚、敦敏兄弟和张宜泉写曹霑的诗,认为双方诗中曹霑应为同一个人,还回顾了1955年尤其1992年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著作权以及作者生活年代的研讨,旨在强调当前红学研究中新材料的发掘固然重要,红学观念、红学方法的不断超越同样不容忽视。当然对于材料的解读也有着争论和辨析,比如蔡义江认为一些研究者对敦诚的《挽曹雪芹》存在误读,对挽诗的修改原因,曹雪芹与其子谁先死以及曹雪芹的卒年问题都做了分析,坚持曹雪芹卒年在甲申。黄一农通过对《遂初堂未定稿》《梅石犬戏》《蝶仙图》上的裕瑞题跋等材料的考察比对,力图印证《枣窗闲笔》非伪书的论断。

  除了资料性的考证工作之外,有些研究者将相关史料或家事材料与曹雪芹创作进行对照分析,将文献与《红楼梦》文本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互动,从而使研究的方向更靠近《红楼梦》本身。董志新的文章《南酒南味与曹雪芹饮食习惯——合读偶得》就是通过三本书的对读,将曹雪芹所描写的南酒南味与史料记载相印证,“可证曹雪芹拥有《红楼梦》的著作权,也可证曹雪芹的现实主义描写是文学创作,而非作自述传”。刘上生通过分析小说对土番家奴、焦大的描写,结合清代包衣及曹家包衣历史,认为“土番家奴隐含俘囚为奴和不得其用;焦大隐含为主建功而不得其酬”,“其艺术方法,本人谓之双向投射。它反映了《红楼梦》复调叙事的特点”。朱嘉雯爬梳了清初苏州的相关历史资料,着力呈现当时苏州的风土人情、风雅赏玩,并与《红楼梦》文本的相关内容两相对照,探讨清初苏州的审美娱乐生活对《红楼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版本研究方面,在努力补充新材料的前提下,研究者做了不少辨正工作,使学界对现有的各种版本的认识更加清晰、细致。张俊先生的《程本词语校读札记(四)》一文就程甲本中一系列词语与其他版本中的异文进行比较,分析其使用的合理性。刘世德先生在《红楼梦学刊》发表的两篇版本文章《贾义袁氏方春——皙本研究之一》、《她叫红檀,还是叫檀云、香云?——皙本研究之二》都是对皙本中人物姓名出现的一些矛盾现象进行分析,从版本的传抄过程、小说的创作过程等角度寻求合理的解释。刘世德先生在《曹雪芹研究》发表的文章《“黛玉听艳曲”:皙本保留曹雪芹初稿文字痕迹初探》也是研讨皙本的问题,认定皙本中的“黛玉听艳曲”一段是曹雪芹的初稿,从初稿到改稿、定稿的过程清晰可见。沈治钧调阅了存于哥伦比亚图书馆的甲戌本缩微胶卷,将之与影印本细加校读,记录了各种异同,中肯地评价了此胶卷的文献价值,认为缩微胶卷记录了1950年“这个时间点上甲戌本的原始形态,影像大体上真实可靠,具备文献价值。缺陷是颜色黑白,拍摄差错造成大量文字扭曲变形,残手残脚甚至完全消失”。张云对《庚午老人修改本红楼梦》做了考察,指出这“并不是可以独立阅读的本子,而是从第一回到第八十回,逐回列出异文的记录本”,并对其中醒目的回目修改进行了细致比对,对吴克岐的修改原则、修改方式、修改得失进行分析,进而考察吴氏的红楼文本观和批评观。张云在《曹雪芹研究》发表了另一篇讨论吴克岐修改《红楼梦》的文章,认为吴克岐先后以《犬窝谭红》和《庚午老人修改本红楼梦》两次对《增评补图石头记》的回目和正文进行了细致修改,其修改的着眼点受到了前人评点的影响。这两篇文章实际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周策纵先生的《所记残钞本辨疑》、吕启祥先生的《所记残钞本蠡测》、乔福锦先生的《所记残钞本考辨》,所探讨的犬窝本实际并非一个独立存在的本子。詹丹则考察了语言描写中的断裂现象在脂本、程甲本、程乙本中的不同处理方式,并特别注意到程乙本将脂本和程甲本中本来不存在言语断裂的地方处理成断裂,指出这种做法的缺陷,“由断裂这一艺术处理带来的所谓含蓄效果,不过是暗示了一条朝向男女暧昧发展的单一的狭窄之路”。

  文本研究一直是《红楼梦》研究的重点,也是每年文章中占比较重的一部分,因为此类文章的研究方向较为多元,所以特分为综合研究、人物论和文化研究三部分来讨论。今年的文本研究文章相较去年有所减少,笔者粗略统计,今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红楼梦》文本”、“红楼梦人物”、“红楼梦文化”为主题的期刊文章约在300篇左右,三类文章数量较去年都有不同程度减少,当然鉴于距离年底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文章数量与去年的差距还有可能缩小。

  此类研究文章,一般是通过一定的理论依据去观照和解读《红楼梦》文本。今年研究者大多向内发展,在中国传统文论和传统小说理论的内在理路中进行探讨,当然也有人在西方文论中寻求支持,但是在具体论述和逻辑思路上都非常注意去适应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和特点。

  研究者在中国传统文论体系中去解读《红楼梦》的时候,并没有将《红楼梦》独立出来,而是着意于将《红楼梦》放置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大背景中,注重文脉传承,因此在文学文化传统语境中对《红楼梦》中的相关命题追本溯源成为了较常用的研究方式。

  张传东将《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历册”情节放置在古代文学特别是明清小说的历史语境中,指出了明清之际小说中“游冥阅册”情节的普及以及对《红楼梦》第五回情节建构的深刻影响。甄洪永的文章《“木石前盟”文化溯源的新推测与中林黛玉的“眼泪”书写》则是将“木石前盟”故事与《诗经》中的《木瓜》联系起来,认为前人从《木瓜》中诠释出的“以情报恩”的叙事模式影响到了“木石前盟”的设定。赵永刚认为《红楼梦》虽然批评了儒家思想的一些流弊,但是其思想还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并重点从《红楼梦》与仁学这个方面来讨论《红楼梦》思想与儒家文化的一致性。刘秀玲、郭小璐从《易经》的哲学思想中汲取营养,认为《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对立统一思想、“变易”思想、盛极而衰思想、天人合一思想都来自《易经》的哲学传统。乔孝冬对黄莺和紫鹃两个意象在中国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意象进行考察,认为黄莺具有“解言语”“度结构”和“迁时莺”的多重意蕴,紫鹃则有“啼血”“代为人言”和“不如归去”的多重意蕴。卜喜逢从石与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象说起,结合曹雪芹的创作思路,提出“《红楼梦》中石与玉之间的变幻,既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同时也寄托了曹雪芹对世情的感悟”。

  从今年借鉴西方文论文章的情况来看,有喜有忧,好处是研究者的借鉴和研究减少了生硬照搬,更加注重适应《红楼梦》文本的固有特点,不足是理论应用较为局限,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叙事学领域的理论和概念。相比之下,曾经是大家尝试热点的比较研究则显得相对冷清,而且分析方式趋于单一化。

  杨志平从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说法出发考察听觉叙事在小说相关叙写中的意义,文章从听觉叙述与情节演述、听觉叙事与人物塑造、听觉叙事与深度寓意、听觉叙事与其他问题几个方面进行讨论。刘泽权在叙事学的领域讨论王熙凤的话语方式,又采用了统计学的方式,对王熙凤的对话对象、话语方式等都进行了频次统计,从而申明了王熙凤的话语方式在人物塑造中起到的画龙点睛作用。苗怀明发表了两篇文章《的叙事节奏及其调节机制》、《论的叙事时序与预言叙事》都是运用叙事学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前者讨论《红楼梦》作者如何在缓慢的叙事节奏下进行调节和把控,后者则是针对《红楼梦》独特的叙事时序。刘紫云的《私人空间及相关物象书写的文化意蕴》一文从“私人空间物象与人物对礼法的依违”,“私人空间物象与人物性别意涵的拓展”,“私人空间物象与人物价值追求的分化”三个方面展开讨论,着重体现私人空间作为个人性格的延伸这样一种观念。赵毓龙认为手炉是《红楼梦》物象描写中“至平,实至奇”这一特点的典型范例,手炉不仅在“摹写情态、反映气质性格等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起作用,还要在其所处叙事话语单元的结构组织上发挥功能”,成为“叙事道具”。而姚吉刚则是应用了互文理论,从同性恋书写的角度出发,讨论了《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和模仿,也认为《红楼梦》在书写格调上趋于雅洁,做到了“蝉蜕于秽”。在比较文学方面,文章不多,有曲金燕的《与中的婚恋观比较》、张小欣的《男权下的女性主义的萌芽探究——以、为例》、刘硕的《多重困境中的女性无望之争——尤三姐与苔丝悲剧成因比较》等。

  人物论文章大多可读性、趣味性强,一直深受读者欢迎,但经过多年的开掘,人物论的相关话题和资源都渐失新意,从今年人物论文章的整体状态来看,依然处于寻求突破的摸索阶段,有一些文章在内容和角度上能看出研究者着力求新的努力。

  朱淡文发表了《王熙凤形象探源》上下两篇,从构思、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人物结局等几个方面,全面地分析了王熙凤这个人物,是一篇较为传统的人物论文章。傅承洲从年龄角度入手,认为《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宝玉的年龄阶段在10-19岁这一段,正处于青春叛逆期,而贾宝玉所受的家庭教育,所处的家庭环境加剧了他的青春叛逆,最终导致他一事无成离家出走。“对作者自己而言,《红楼梦》是一部‘忏悔录’,对读者来说,《红楼梦》则是一部‘醒心编’”。周翎、游越则是从老庄哲学角度分析贾宝玉这个形象,从秉性、游世、避世、归隐几个人生过程来诠释贾宝玉言行所体现的人生哲学,认为“回到顽石之自由自在,这是生命本真得赤子之心的一种解脱”。夏桂霞的文章《李纨形象的社会意蕴——清朝满洲贵族节妇苦难命运的真实写照》将李纨的形象与清代史料中对贞洁烈妇的记述相比较,指出“李纨这种‘枉与他人作笑谈’的悲惨结局,正是千千万万个受朝廷旌表节妇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现实意义。刘阳河借用了心理学理论考察妙玉,认为这个人物“幽居女尼”和“贵族小姐”的双重自我认知令她成为一个矛盾统一体,这种矛盾又令妙玉动用了“心理防御机制”,最后还分析了妙玉孤僻型人格的形成原因。

  《红楼梦》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大多是以《红楼梦》文本为出发点,但并不停留于文本内部,而是试图将《红楼梦》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内容阐释发挥出来。此类研究涉及的文化内容五花八门,举凡民间文学、伦理观念、风俗器物等都可能成为讨论的主题,成文也较为灵活,既可做研究类的长文,也能写通俗易读的普及性短文。因此文化研究类的红学文章今年虽然并未见特别突出的热点,但总体形势向好,且未来前景值得期待。

  今年文化研究类的文章数量不少,涉及的面也比较广泛。赵云芳指出“民间文学的介入构筑起《红楼梦》强大的民间叙事语境,并以其独特的审美内涵制约着全书的人物命运和情节走向”,她将民间文学的介入方式分为“直接嵌入”、“体裁利用”、“题材利用”和“原型的借用与再造”四种。罗立群注意了谶应文化对《红楼梦》的影响,认为“《红楼梦》的叙事结构可以看作是一个大的谶应框架”,“从谶应文化的视角分析,《红楼梦》的美学风格具有三个明显的特色:虚幻与真实合一,宿命与神秘交融,诗意与幻灭会通”。张淑蓉、杨绿影从宗法社会的择偶标准出发,考量宝玉的婚姻选择,认为“从伦理学角度出发,二宝婚姻与金钱权势无关,与青年男女的个人意愿更无关,它完全是宗法制度的产物,是封建家长意志的体现”。刘相雨夜也谈《红楼梦》中的婚姻,却是关注小说中零散的、不完整的婚姻习俗描写,缕述小说中的各类姻缘,尤其重点讨论“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廖丹丹介绍了文献中涉及《红楼梦》的酒令即《红楼人镜》,认为“红楼酒令是清人品鉴《红楼梦》的一种特殊形式”。黄沚 青则是考察了《红楼梦》第一〇 八回中的酒令,认为此回所行酒令为“朱窝令”和“骨牌名贯《千家诗》令”。李朝阳《论中的香文化及其美学意蕴》一文将目光放在了中国的香文化传统上,记述了《红楼梦》提到的香料、香器,用香场合方式等内容,最后落脚点还是在这些香文化描写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

  红学学术史研究是近年红学领域一个新兴的增长点,研究者们通过不断开掘新材料和对红学史材料的多角度精读细解,更深入地体味前人的思想精华,为当下的研究带来启发。当然,在个案研究之后,我们也更期待今后能出现多一些具有大局观和学术高度的学术史文章。

  今年,不少缅怀追思类文章,在表达思念之情的同时也作为红学史资料留存了下来,比如曹立波录入和研读了1981年上半年冯其庸写给夏麟书的九封信,这九封信是围绕一篇长文《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而撰写的,反映了冯先生为学的积极严谨,以及当时《北方论丛》的“红楼梦专栏”的影响力。孙伟科也发文《冯其庸:平生梦阮是知音》追忆的冯其庸先生的生平,表达自己的哀痛之思。李虹和赵建忠分别撰文缅怀离世不久的林冠夫先生,追忆林先生的生平事迹,情谊真切感人。

  另外,李希凡先生撰文就当年蓝翎、李希凡写文与俞平伯先生商榷是受到王佩璋的文章《新版校评》影响这一说法做了否认,并叙述了当时的写作想法和理论思路。值得重视的是,这是当事人亲自记述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

  还有不少文章都是对前辈学人的红学成果进行总结和研讨。杜志军的文章《吴克歧与》,介绍了吴克歧的生平籍贯以及他的红学活动,系统地概述评价了吴克歧在红学方面的学术贡献。赵苗以汉学家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为基础,对其中关于《红楼梦》的评论进行缕述和分析。夏薇在翻译普安迪的《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一书后,对这本书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普安迪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述评,指出“这本著作从多个层面对《红楼梦》的艺术特性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和研究,其研究思路、手段和方法是前所未有的”。 高淮生关于现当代学人学案的专题研究仍在继续,他今年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分别发表了《重读知史传虚话,细按乃大旨谈情——余国藩的红学研究述论》、《知人论学:情性气质与为学格调——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述论》、《从来考辨见功力,研红何惧费精神:伊藤漱平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三篇文章。

  欧阳建的《论红学文献的空白与缺失》一文提出应追究材料何以“迷失”“隐晦”,因为紧要材料有可能被刻意“迷失”“隐晦”。欧阳健特意指出胡适对甲戌本来历叙述的模糊以及胡适日记在这段时期的记载缺失,又分析了高树伟发现的胡适谈得到甲戌本经过的材料,其指向还是对甲戌本真实性的怀疑和否定。不论作者观点为何,对学术文献的重视和辨析是值得肯定的研究方向。苗怀明也关注了红学文献研究的进展,从重要文献的发现、相关目录索引的编制、作品的整理出版、红学资料的整理汇编以及相关辞书的编纂几方面进行了总结,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几年红学文献研究呈现良性发展态势,未来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学术空间。

  当然,今年依然有一些《红楼梦》研究的新材料被补充出来,为进一步的理论总结提供文献基础。李根亮的文章《清人日记与》记述了嘉庆至光绪间清人日记中所反映出的当时人对《红楼梦》接受研读的各种信息。张天星搜集了民国时期《新闻报》刊载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并做了统计和分类。胡欣裕收录了《钱钟书手稿集》中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笔记内容并简单分析,提供了一条发掘研究资料的途径。

  今年关于成书、续书和评点方面的研究文章数量不多,此类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对研究者的资料把握能力、逻辑分析能力等都要求较高,近年此类型研究相对平淡,缺乏热点。不过今年依然有一些文章出现,保持着研究的持续性。

  邹宗良对于《红楼梦》中贾兰这个人物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细致地考察,认为“《红楼梦》里先后出现过两个贾兰。一个是早期稿本中旧有的贾兰,另一个是曹雪芹在增删修订书稿的过程中新增的贾兰”,“早期稿本中的贾兰,身份是贾府族人”,“新增的贾兰,身份是贾珠、李纨之子”。“曹雪芹在增删修订书稿的过程中,把两个贾兰整合为贾珠、李纨之子贾兰”,而梦稿本、程甲本、程乙本的整理者注意到存在两个贾兰的文本现象,但忽略了曹雪芹的整合意图,将第九回、第十三回中的贾兰改成了“贾蓝”,因此导致刘世德先生根据版本现象,做出了存在两个贾兰的判断。阳达、徐彦杰关注了有关科举的描写在《红楼梦》续书中的呈现,指出虽然《红楼梦》中描写科举的篇幅不多,但从中可以体会出曹雪芹对科举制度的暗含批判,不过续书作者却大多肯定科举取士,而且这些续作还有大量相关描写,最后补充说科举之风的影响和“当时文人们追求‘圆满’的审美倾向,都是促成续书中出现大量科举情节的重要原因”。何红梅的文章《清代评点论晴雯及其“屈夭风流”》综合了脂砚斋、王希廉、张新之等清代评点家对于晴雯这个人物的评价,细分成了各种相关话题,从而见出在清代评点体系中对晴雯这一形象的研究程度。

  《红楼梦》翻译和域外传播研究是在翻译学与《红楼梦》研究的碰撞之下发展起来的交叉领域,近年一直保持了蓬勃的发展态势。2017年该领域研究者的表现依旧活跃,虽然方法简单、话题重复,内容空泛的翻译类文章依然存在,但情况有所好转,研究者们较多地去注意从各种角度对翻译者和译本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主题趋于细致,问题意识也在加强。

  王金波对库恩德文译本中的误译进行细致考察,分出误译的种类和原因,尝试更为全面地评价库恩译本。唐均、薛傲霜研讨了张心沧翻译的《红楼梦•花冢》片段,从增译、误译、串译三方面进行比对,以期反映张氏译文的特性和价值。吕世申以林语堂英译本为例,说明了林译本的“他者视角”在帮助中国文化经典走出去中的价值和意义。宋丹回顾了林语堂翻译《红楼梦》所面临的六大选择,以此描述林语堂的翻译历程,指出最后以日文转译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其实是情非得已,出版商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影响。韩裴从翻译者的角度谈了将《红楼梦》翻译成保加利亚语的缘起和体会,尤其是在翻译过程中对中文与保加利亚文两种语言特点的把握和翻译思路。李晶关注了三种英文全译本所采用的底本,缕述了各译本底本的差异以及译者的相关处理,认为邦索尔神父译本的底本为程乙本系统的广益书局本,霍克思译本的1964年人文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的底本则是以脂本为基础又经多种版本对校修订过的版本。王丽耘、胡燕琴也关注了底本问题,在认定霍克思译本底本的基础上又辨析了霍克思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参阅过的版本种类,认为霍克思至少参考过13种底本,其中7种可以确定版本信息。

  在《红楼梦》的域外传播方面,更多的细节资料被发掘补充出来。郑中求介绍了1893 年《华北捷报》上一篇《红楼梦》译文,此早期译文一直未被收录研究。马红军考察了吴宓翻译的英文独幕剧“宝玉探晴雯”,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吴宓翻译观。宋丹通过实地调查村上《差出帐》,并借助江户时代的贸易文献《通航一览》的记载,最终认定《红楼梦》最早抵日时间为宽政五年。另外,《红楼梦》当代域外传播的情况也得到了一些关注。吴昊介绍了《水彩红楼梦》这一2006年在《世界》杂志连载的特殊编译本,并指出其“用欲望叙事统辖全篇”的致命局限性是其最后停刊的根本原因。

  除了域外传播,《红楼梦》在国内的传播问题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樊志斌以《论清代的传播与部分江浙士绅和旗人官运的禁红行为——兼谈王文元所谓的“红学非学术”》为题,考察了清代《红楼梦》的地方传播,认为清代集中于江浙地区的禁红行为并不代表中央态度,中央从无查禁《红楼梦》之倡议或行为,因此“在论及曹雪芹的思想,《红楼梦》的主张、技法时,不当再以笼统的‘文字狱’三字作为学术环境使用。因为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的史实,亦未将曹雪芹、《红楼梦》的写作、流传情况与江浙地方个案相区分,笼统使用极大地误导了《红楼梦》的研究与深度赏析。”许苗苗的文章则把目光投向当代《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透过“同人小说”这种网络小说的热门形式,去考量当代网络媒体中《红楼梦》的特殊传播方式。认为“作为文学经典的《红楼梦》自身带有超越时代的魅力……网络时代,它跨越媒介边界,超越文本范畴,转化为具有活力的当代话题,活跃在掺杂着感性与理性的讨论和再创作中”。陈阳雪也注意到了《红楼梦》在网络文学中的作用,指出《红楼梦》诱发了红楼主题同人小说的繁荣,也为网络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多视角,更重要的是《红楼梦》的悲剧主题给崇尚热闹圆满的网络文学市场带来了启示。

  在《红楼梦》的改编方面,研究者主要关注了《红楼梦》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时的得失及其原因等问题。在影视改编方面,何卫国今年有六篇关于影视改编的学术论文,其中:《试论影视改变对红学研究之影响》研讨了大众传播时代,《红楼梦》影视改编怎样成为红学研究的一个新阵地;《红学研究对影视改编之影响刍议》则是探讨了学术研究热点对影视改编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论影视剧中的贾宝玉形象》和《论影视剧中的王熙凤形象》两篇文章是个案研究了《红楼梦》改编中人物的形象塑造问题;《影视剧与宝黛爱情主题简论》是讨论了各个影视改编版本对宝黛爱情主题的不同处理;《影视剧服饰论略》从“古装与时装的选择”、“古装与戏装之关系”、“关于服饰的色彩”三个方面缕述了近百年《红楼梦》影视改编史上关于服饰问题的论争以及几个重要影视剧版本在服饰选择方面的特点和得失。王蕾、刘晨晖也谈影视改编的服饰问题,不过是以《红楼梦》文本和87版《红楼梦》电视剧的人物服饰进行对照,以王熙凤、薛宝钗、林黛玉三个人物的服饰为个案去说明影视改编中服饰语言的艺术表现方法。刘淑丽关注了《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她考察许鸿磐的改编之作《三钗梦》,指出“《三钗梦》保持了原著的悲剧主题,很好地体现了经史学家对红楼戏曲的接受与改编”。胡淳燕则以《中国故事的异域讲述——英文版歌剧论》为题,介绍了2016年、2017年分别在纽约旧金山、中国北京和香港上演的英文版歌剧《红楼梦》,并简述其改编亮点、不足和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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